劉風孩只有一個樸素的愿望：把這一生的秘密都帶進黃土，不再叫別人知曉。
2016年8月初的一個午后，在山西沁州醫(yī)院的一間病房里，只躺著駢煥英一個人。病房的窗戶開著，從窗口飛進來的蒼蠅在她上方盤旋，有幾只甚至落在了她的衣服上。
90年的歲月，在駢煥英的臉上鐫刻成一道道皺紋和稀疏疏的斑點。她呼吸得很費力，從她胸腔里發(fā)出顫顫巍巍的粗氣，像奄奄的火種將滅將息。此時，房間里響起黑色單反相機“咔嚓咔嚓”的聲音，一些外來探望者的聲音驚動了她。駢煥英微微張開眼睛，愣了一會兒，慢慢地揮起手說，“走吧，走吧。”隨后又閉上了雙眼。
駢煥英是一名慰安婦。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戰(zhàn)爭期間，包括她在內的很多亞洲女性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并伴隨監(jiān)禁和暴行。根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調查研究，中國有逾20萬慰安婦。然而現在，全國已知的受害者卻僅剩20人了。
這些老人主要分布在山西、海南、廣西、湖北、湖南五省份，其中山西省最多有9人，海南有7人，湖北2人，湖南和廣西各有一人。她們平均年齡都在90歲上下，基本上疾病纏身，行動不便。
20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并不寧靜，形形色色的人圍繞著她們：志愿者，學者，公益人士，作家，導演等等。他們有的的確出于同情向她們捐助金錢，也有人出于民族大義研究屬于她們的那段歷史，有人則完全出于功利目的來消費她們經歷的苦難。
8月14日是世界第四個“慰安婦日”，今年恰逢世界各國聯(lián)合將慰安婦資料申請世界記憶名錄。中國大陸各地抗戰(zhàn)史專家和民眾，云集亞洲慰安婦最大的紀念場所——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以多種形式開展紀念。
毋庸置疑，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解那段歷史，然而中國僅存的這20個老人，也已經進入到她們人生的晚年歲月。
很少有人知道，作為一名慰安婦到底要遭多少罪，就連駢煥英自己也很難表述得清。
1942年秋天，山西沁縣暖泉村，在那個抗日正酣的年代，14歲的駢煥英先后4次被日軍抓進據點。 “一提起當年，她就說身上覺得涼哇哇的，牙齒就胡散（指因害怕嗦嗦嗦嗦地抖）開了。”駢煥英的小兒媳說。
根據《沁縣縣志》記載，1939年至1945年，該縣因被日軍強奸而患性病、精神失常、肢體殘疾的婦女多達1641人。
慰安婦的經歷會留下一輩子的痛。按照海南志愿者陳厚志的形容，幸存的受害者們，毛病從頭到腳都有，精神上還帶有以前戰(zhàn)爭留下來的記憶。另一位海南志愿者透露，“當地一位已經離世的慰安婦生前一直有個習慣，睡覺時會拿一把柴刀放在床邊。”
對那段日子有著噩夢般回憶的還有李愛連。1946年，山西武鄉(xiāng)縣邵渠村的李愛連曾兩次被抓到附近的南溝據點，日本人關了她27天。當時，日本人的部隊和番號還一直占領著南溝，繼續(xù)糟蹋著女人。日本兵在武鄉(xiāng)縣故城鎮(zhèn)范圍內總共逮捕了380人，其中一百多人是女人。“（日本人）用棍子打我們，每個人還被點名。”李愛連回憶說。
她看見民兵和日本人打仗，日本兵用刺刀對著民兵的肚子“刺刺刺”，“頭上、身上到處都是血，我都不敢看。后來收尸的時候，骨頭都是碎的。”
逃跑回家之后，李愛連久久說不出話來。母親問她怎么了，她哭著說：“我回是回來了，后面還有人呢。”母親又問：“你二哥呢？”她說：“俺二哥死了（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母女倆就抱在一起哇哇地哭。
17歲時，李愛連有了第一個老漢，三十多歲的時候，第一位老漢不在了。后來，她在縣城工作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家在晉城高平市的老漢，又結婚了，生了現在幾個兒子。十幾年前，第二個老漢也離開了人世。
李愛連總說丈夫沒有嫌棄她，但終歸還是覺得她敗興（指丟人）了。無論怎樣，慰安婦的經歷還是給她留下了極大的心理陰影。慰安婦紀錄片《三十二》的導演郭柯和她相處了整整7天，才慢慢打開了她的話匣子。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說，“慰安婦和勞工傷害、大屠殺不一樣，這是性傷害，對中國女性來說這是最難以啟齒的事情。”
有慰安婦的村子經常遇到這樣一幕：當外來者的車輛又開進村子時，坐在村口閑聊的人們就開始互相交流著眼神，他們心知肚明，“又有人給她家送東西了”。更有甚者，大半個村的男人都會擠在受害者的院子里看熱鬧。
“村里人會說三道四，每說一次，以前的事就會被翻出來一次。村里的人說話也不像城里那么含蓄，很直白，有時候也不好聽。”導演郭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為了躲避流言蜚語，沁縣另外一位做過慰安婦的老人一直被在教育局工作的兒子藏在家中，不讓外面來的人看她。
現在村里人常對李愛連說，“那么多人給你送錢呢，你老婆婆不缺錢呀。”這么多年的風言風語聽慣了，她倒是無所謂：“哎，送了一點點錢，別人還以為送了好多，說就說吧。”
駢煥英從來不跟兒女提起那些糟心的事。在老幺（指最小的孩子）田五平模糊的童年記憶中，只有一次，母親和親戚拉家常時提起：“日本人把她拉到一個炮樓還是什么地方，不讓回來，做了壞事。”
再往后母親就不說了，可她卻還留下一句清晰的話：“小日本可壞了！”尤其是在看到電視里有日本人欺負人、殺人的時候，駢煥英常常說類似的話。
當地資深慰安婦民間調查者、山西盂縣羊泉村村民張雙兵發(fā)現，“（這些慰安婦）最忌諱跟子女說當年的事兒，互相都當不知道。有些人終身都被毀了，沒有家庭，沒有孩子。有兒女的也會受到牽連，他們找不到對象。”
似乎是一種默契，駢煥英的子女們都沒有將這些事告訴下一代人，“讓孩子們知道了，說不定一輩子也是個結。”除了大孫女隱晦地知道一點以外，在外讀碩士的二孫子也只是以為“外人是來向奶奶了解日本人在的時候的歷史”。
與外來者懷有強烈的好奇心不同，田五平并不想知道母親那段歷史。田五平承認，母親的過去讓他覺得有點兒不光彩，“好像被人戳了脊梁骨”。
“那是戰(zhàn)爭，誰也阻擋不了。”四兒子田偉平感嘆說，父親早逝，他還記得小時候母親拉扯他們長大的苦日子，“只能吃楊樹葉子，直到過年才能買八斤好面。”
駢煥英一共有五個兒子，都住在同一個村子里，每年卻只相聚兩三次。一次是過年，一次是駢煥英生日，再有就是家里有紅白喜事的時候。
因為那段歷史，老五田五平明顯感覺和母親的話越來越少，有些東西橫亙在他們之間，慢慢滲入到了生活的肌理。“感覺有點淡，又有點尷尬，像中間隔著什么。”田五平坦陳，他不知道真相的時候什么都好說，一旦知道了真相卻不愿意接受。
駢煥英也并非察覺不到子女心理的變化，有時候她覺得孤單了，也會生氣。“有什么事她都不明說，就讓你猜。比如她想吃個啥了，你猜到最好，猜不到就和你生氣，夜里不睡覺。”田偉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駢煥英幾個兒子家家都不寬裕。老四田偉平和媳婦兩人以賣菜為生，但今年因為雨水太猛，西紅柿和黃瓜都長得歪瓜裂棗，賣不出去。
在兒子們眼里，母親也不是很缺錢。雖然駢煥英不是低保戶，每年只有幾百塊錢的農村養(yǎng)老保險，但她還有幾塊別的收入：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每年會資助每個受害者5000元；也有來自香港的基金會給老人們些錢；此外，韓國和日本的民間組織或團體也會捐款。
駢煥英沒有自己的家，她平時在幾個兒子家輪流住。大兒子年齡大了，家不僅小而且離得遠，二兒子沒有老婆，駢煥英也不愿去老三那里。她就在老四和老五兩家輪流住，一家呆一個月。
平日里，老人們基本上哪里都去不了，她們腿腳都不好，只能呆在床上，有人來就聊天，沒人來就發(fā)呆。到了飯點兒，就等子女做好飯端上來。
南方周末記者走訪了幾位老人，發(fā)現她們普遍精神狀態(tài)不錯，對待來訪的人也很友善，要是客人買了東西，有的老人還會客氣地說“別買東西”。清徐縣的郝月蓮特別喜歡小孩子，只要看到年輕人到她家去，她就高興。。
不過，也有老人對待來訪者的身份比較警惕。8月2日，志愿者前去探望太原市陽曲縣北溫川村93歲的劉改連�？僧斨驹刚哒f明來意后，劉改連堅決不讓他們進屋，她杵著拐杖站在院子中央，沖著志愿者們喊：“我不認識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哪一國的，沒那么簡單，不能隨隨便便糊弄我，叫個我認識的來！”
即便過去了幾十年，一些老人提及那段令人痛苦的記憶時還是很悲憤。“恨，怎么能不恨他們（日本人），他們殺人放火，來了進門就打人，又打老婆，又打孩子，那個刺刀很可怕。”說起往事，太原市清徐縣的郝月蓮很激動，以致心臟不舒服得躺下了。
不知道是犯了糊涂，還是故意地回避，郝菊香說自己“從沒見過日本人”。但她卻能清晰地指認出報紙上印著慰安婦大頭像的人們都住在哪里，“這個離這五里地，這個離這二里地。”
總體來看，老人們的日子倒也還不算難過。去年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時，甚至有的受害者家里每個月都有人來，“來了就會多少給他們點錢”。不過，就算這種零散的票子，也總免不了有些惹麻煩。
不久前，上海高校的志愿者去取一位已故受害者的身份證和戶口本，準備收入慰安婦博物館保存。一開始，家屬因為石子路不好走不愿意出來，但第二通電話里說“有100塊錢的使用費”，夫妻倆就立馬開著面包車顛顛簸簸地出來了。
類似的事情在慰安婦周圍一直就存在。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曾經沁縣有一位志愿者，每次帶著外人來探望她們，自己都會要走一半的慰問金，不給就威脅她們不再帶外人來了。”
“所以有時候去看她們，身體還不錯的老人，我們就到外面把錢塞到她手里，還要囑咐她無論如何要藏好。”蘇智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些地方我們分月付款，盡可能請當地的調查員辛苦一點，每個月給老人兩三百塊錢。雖然想了很多辦法，但由于我們人手、精力有限，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
這兩年自告奮勇幫助蘇智良送錢的導演郭柯，也積累了不少照顧老人的經驗，他總結說：“有的錢能給子女，有的錢必須給老人，有的錢就得給鄰居。”
“我們到底為什么來拍這個，把她們的傷痛挖出來給全世界的人看？”2012年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三十二》在網上反響熱烈，但片子的導演郭柯卻開始反思：這部紀錄片不像劇情片可以虛構，而是真真實實地發(fā)生過，“老人不想說了，我們?yōu)槭裁匆扑齻冋f呢？”
他承認拍攝這個題材一開始是有功利心的，慰安婦群體有特殊的社會探討價值，也具備話題性，可能會受到國際關注。“新導演都想自己被認可，（拍個好片子）去拿獎什么的，還是奔著這個目的。”郭柯說。
跟其他人一樣，郭柯最初也曾戴著有色眼鏡，抱著獵奇的心態(tài)去看待慰安婦群體。他想直達她們心底最深的地方：“這樣的女性，當時受過那么大的傷害，現在的心理是怎么樣的，就想去一窺究竟。”如今郭柯卻覺得，“從人性關懷方面來說，我們做得不好。”
他并不是第一個反思的人。早在2006年，就憑借著相同題材獲得國際攝影金獎的陳慶港也曾公開表示，“有些時候我根本就不想再向她們提問了，一個后輩去問她們幾十年前那么不堪的回憶，我沒有辦法說出口。”
反思的人中還包括一些志愿者。從1990年代至今，中國民間開展了曠日持久的對日民間索賠行動。1992年，來自山西的劉面換、侯冬娥等四位慰安婦，第一次打破了中國社會的沉默，對日本政府提起了訴訟。她們赴日演講、上庭作證、等待審判，折騰了十幾年。但是，自從2007年被日本法院終審敗訴之后，慰安婦一下找不到出路，民間對慰安婦的調查受到影響。
志愿者張雙兵現在想想，當年帶著這些老人到日本去，希望日本政府給她們賠錢和道歉，“可是到頭來，一分錢賠償、一句道歉也沒有。反而通過這種方式，讓全村甚至全國的人都知道了她們的身份。”他有點后悔。
然而，還是有很多人希望從老人們那里“得到些什么”。張雙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曾經有一位攝影家，到了老人那里就叫她擺拍，教她做臉部的動作他來拍。后來甚至有受害者家屬要起訴這個攝影家，“因為有的照片實在是面目猙獰，有點丑化她們的意味”。一位家屬也曾透露，“很多記者來，就直接問問題，問哭了拍照片，逮著拍。”
蘇智良認為，從歷史和學術角度看，對慰安婦的調查作用不小，“它揭開了日本在中國推行性奴隸制度的真相，把這個真相揭開，細節(jié)記錄下來，不讓它淹沒。”
2014年，導演郭柯決定再拍一部紀錄片《二十二》，希望將當時幸存的22位老人的生活現狀記錄下來。然而，此時老人們都有了抗拒情緒，只要攝制組去了老人家里，周圍的人們就會想到“又是來問這個事情的”。
沁縣的劉風孩老人就不愿意讓他們拍自己，結果就只讓攝制組拍了房子的空鏡回來。劉風孩只有一個樸素的愿望：把這一生的秘密都帶進黃土，不再讓別人知曉。
時隔兩年，新紀錄片拍攝時選取的22位老人，已經走了8位。中國慰安婦的名單正在越來越短，總數已經只有20個。她們腿腳大多不靈便，根本下不了炕，每天醒了吃，吃了睡，睡不著就倚在炕上發(fā)呆。
已經跟老人們打了多年交道的郭柯，現在感覺自己對老人們更加理解了。明年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80周年，各界也繼續(xù)為此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不過，郭柯?lián)模?ldquo;這群老人注定又要被推到風口浪尖。”
2015年底，山西的受害者張先兔老人去世。在她的葬禮上，來自英國、韓國、日本和中國的各界人士，都極富感情地作了演講。郭柯卻發(fā)了這樣一條微博：“希望若干年后，我們還能記住她們的名字，不止因為她們是慰安婦。”（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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