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是因為這種內政失敗，日本才一步步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作者：朱學東（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周刊》前總編輯，資深媒體人）

“兩個亞洲國家間的戰(zhàn)爭，如何演變?yōu)橐粓鲆粐�陷入對抗多國同盟境地的�?zhàn)爭？……為何西方列強在1931年日本軍隊蹂躪滿洲時袖手旁觀，卻最終在十年后冒著與日本開戰(zhàn)的風險幫助中國？”

美國歷史學家入江昭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第一章開始，提出了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指向的是二戰(zhàn)前日本外交的問題。

[美]入江昭/李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入江昭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入手，通過對當時日本的外交觀點和決策過程，以及日本政府和軍方高層內部互動的資料整理和分析，回答了上述的問題，亦即二戰(zhàn)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qū)的起源，是日本外交決策的一再誤判和日本政客的節(jié)節(jié)失誤，最終使日本發(fā)動的戰(zhàn)爭，不只是局限在中日兩國之間，更走上了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與美國及所謂ABCD（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同盟背水一戰(zhàn)的不歸路。

誰之過？

“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备�澤諭吉在其所著《文明論概略》中說。

“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蓖瑯邮歉�澤諭吉，在報上寫文章強調日本的政策取向。

脫亞入歐的核心，其實就是融入新的國際關系體系。因此，脫亞入歐一直是日本在被美國人炮艦打開大門之后的戰(zhàn)略目標，日俄戰(zhàn)爭勝利后，日本成了列強的體面一員，就是托庇于此戰(zhàn)略。

到了一戰(zhàn)之后的20世紀20年代，日本不僅享有這個地位，甚至在海軍裁軍條約中，日本“已經被公認為是三個首要強國之一”，要與英美共同“為穩(wěn)定亞太地區(qū)貢獻力量”，日本也是國際事務體系九國公約“華盛頓體系”的重要參與國——九國公約（日、美、英、法、意、比、荷、葡和中國簽訂）確立了在華的國際合作原則。

入江昭指出，華盛頓會議盡管沒有消滅帝國主義，但是它們承諾在華不進一步擴張，并承諾彼此合作，讓中國恢復一定程度的獨立，使其最終憑借自身力量成為一個穩(wěn)定的因素，“中國是新體系成功運轉的關鍵”，而當時的中國領導人也是努力要使國家融入其中，成為國際事務中的一員，并努力發(fā)展自己。

但是，這個趨勢和發(fā)展成就，卻讓日本的某些勢力（陸海軍軍官、右翼組織和國粹主義知識分子）陷入了絕望——在這些反國際主義者眼中，“一個對中國步步退讓的國際體系，一個把本國福祉緊系于貿易平衡的起伏及匯率波動的全球經濟秩序，完全是一場災難”，要扭轉國策，在中國采取行動，違抗華盛頓條約，在30年代完成這些使命正當其時，錯過了這個村便可能再沒有了那個店。

這種修正主義國際觀，是日本強大后自負和島國焦慮心態(tài)的矛盾體現——1895年打敗中國的日本對中國的崛起總有一種焦慮和恐懼，也應運當時國際及日本國內時勢——世界經濟危機、大眾政治時代的來臨，迅速發(fā)酵。其結果就是修正主義的外交一無所獲，并最終走上了不歸路。

如入江昭所揭示的，太平洋戰(zhàn)爭的發(fā)生，是日本修正主義外交失敗的結果，書中所揭示的失道的日本修正主義外交，無論是挑戰(zhàn)華盛頓體系，還是對英美關系，對德蘇關系，對華關系方面，充滿貪婪、狂熱、幼稚、錯覺、無知，常有令人不可思議之處。比如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拉住汪精衛(wèi)后，還總想讓蔣介石在承認它在華利益的前提下媾和！對中國強烈民族主義的鈍感，對中國人民、重慶政府高層抗日決心的嚴重誤判，一廂情愿的荒唐！過于宏大的抱負與對現實的判斷能力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志大才疏這個鴻溝，其實是視野、信息和對世界的理解不夠卻狂妄所致。

但是，外交的失敗，實質上是內政失敗的延伸。盡管入江昭在本書中梳理分析的焦點是日本領導層的外交政策爭執(zhí)和選擇，但是，入江昭的梳理，同樣讓我們看到了外交政策紛爭背后日本內政的失敗。

正如滿洲事變后，日本回復李頓調查團說“較之1921年和1922年，中國如今甚至更加分裂動蕩”，國民政府外交部發(fā)言人語帶譏諷地回應說，“分裂動蕩的不是別國，而正是日本；其政府已完全無力節(jié)制軍人�！�

這個回答，可謂一語中的。

入江昭表明，日本大臣們一直傾向于避免和英美開展（盡管也時刻準備著）。但是，我們通過入江昭的作品以及當時發(fā)生的歷史性事件，同樣可以看到，日本內政的混亂。

當時的日本文官政府根本無力節(jié)制軍人，陸海軍首腦比文官政府更好戰(zhàn)，而軍部也根本未能節(jié)制關東軍、華北駐屯軍在中國的行動，上級軍官也不能節(jié)制中下層軍官的狂熱，下級外交官對直接上級隱瞞重要信息——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上海事變，從濱口首相被刺到刺殺犬養(yǎng)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到永田鐵山和岡田首相被刺的二二六事件，以及走馬燈似的內閣輪替，頻繁發(fā)生的這些事態(tài)，其實就是政府失去了對局勢的掌控，內政失敗的具體體現。

正是因為這種內政失敗，日本才一步步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外交是內政的延續(xù)，這樣混亂無序的內政，以下犯上顛倒的倫理價值不受譴責，又如何能在外交上突破，如何能夠認清歷史潮流？

首先是內政的失敗，然后是外交的失敗，最終是國家的覆亡，造下無數無辜者犧牲的罪孽。

入江昭的這本《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亞洲太平洋的起源》，可以和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戰(zhàn)爭和日本新聞》一起閱讀，這樣更能理解為什么說外交失敗，是內政失敗的后果。

前坂俊之/新星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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