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噩夢的場景是某個看得起的人指著我們說了句（而且他還沒說錯）：這人像是沒讀過什么書，那么我抄給你這段珍藏多年的文字——沒有哪些話比它們更切實地描繪了我的生活和工作狀態(tài)。

“如果我算是個詩人，那也是因為詩歌比其他手藝更難逃脫‘不合時宜’以及‘被邊緣化’，以此我示意自己的可笑。”

去年初《10∶04》出版，Ben Lerner一時間鋪天蓋地的才名；上一回在這個空間里讓我五體投地的作家Maggie Nelson稱這部小說是“幾近完美的文學(xué)”。近年來失憶嚴(yán)重到已有多位親友表示無法理解我還在買書來看有什么意義，但勒納老師制造的好幾個“文學(xué)時刻”我懷疑會今后多年留在我大腦前沿。比如他上一部Leaving the Atocha Station（《離開阿托查車站》）開頭，去普拉多，一個男人在畫作前嚎啕大哭，引來了整個美術(shù)館的保安，半自傳體主人公心里擔(dān)心的是自己沒有像這樣“獲得深刻藝術(shù)體驗的能力”。

兩部小說有種貫穿的氣質(zhì)，就是敘述者與自己正在經(jīng)歷事情的斷裂感，他好像永遠(yuǎn)不在這里，永遠(yuǎn)活在“差不多（virtual）”和“真正的（actual）”之間，活在默存先生所謂“沖動”和“才能”之間。勒納本人其實寫小說之前有三本口碑很好的詩集，也因此作為富布萊特學(xué)者被送到西班牙寫詩，但他出了一本小冊子叫The Hatred of Poetry（《憎惡詩歌》），說寫成了的詩都很討厭，打動他的詩句都是去掉回車引在散文里的，因為它們是“詩意的可能性”。他的小說里四處是這種落差的具體形態(tài)，就像他總覺得自己西班牙語一旦長進(jìn)，西班牙女友就不會再覺得他有意思了；因為他覺得自己是一首平庸的詩，所謂內(nèi)涵全是對方因為無法交流自己投射上來的。

“可我熱愛嘗試新事物，并且弄明白我有多恨它們。 ”

杰夫·戴爾的新書White Sands（《白沙》）大致是他《懶人瑜伽》的路子，坐在真假藩籬上的旅行故事。這些年一本本讀下來，只覺得戴爾脾氣越來越大，像是歲數(shù)到了，體力跟不上，就覺得世界處處與他作對。比如他說挪威語里的“散步”應(yīng)該被翻譯成“一場嚴(yán)酷的求生戰(zhàn)役”；在塔希提，他說這里的人都太胖了，愛好是“舉重”，因為“每次從椅子里站起來都會打破之前的個人最高紀(jì)錄”；因為筆者在出版社冒充過幾年編輯，有些話看得我本能地?fù)?dān)心要引起外交糾紛。

他的偶像勞倫斯也是這樣，路怒癥重度患者，國際級差評師，引的這句就是后者罵完錫蘭之后說的（“東方挺傻的，我一點也不喜歡，幾十億個黑皮膚的笨蛋擠在街上，趕去他們那些惡心的佛寺，跟張燈結(jié)彩的豬圈一樣”），真的叫“Out of Sheer Rage”（這回重讀了一些《一怒之下》，依然是飛動到觸目心驚的才情）。戴爾經(jīng)營的是所謂“失望的藝術(shù)”，每每在到達(dá)時就開始渴望去向別處，但文章到最后往往與世界冰釋前嫌的一幕最動人：地方是永恒的，但我們易逝，旅行的人都像是擱淺在此刻，但既來之，就不妨仔細(xì)看看，并捕捉那一點點腳踏實地的出塵之想。

“事實上，或許我們生活中很多——甚至大部分——好東西都在于意識到做這件事的理由都是脆弱和暫時的，但還是不管不顧去做了�！�

Adam Gopnik和勒納差不多，對我來說，都是那種號稱“手頭幾本書結(jié)束就會去讀”的作者，但心底實際也明白，恐怕要等微博上某位美好的異性提及，才真的會翻開。這本The Table Comes First（《餐桌至上》）是他在《紐約客》上美食專欄擴充而成，探討“吃”這件事在當(dāng)代的種種人文含義。生物學(xué)家告訴我說，“吃、吵、逃、X”四個F（feeding, fighting, fleeing, fxxxxxx）是誘導(dǎo)人類進(jìn)化的四大沖動，但戈普尼克卻單憑講道理就讓我多巴胺泛濫到要在書房里小跑起來。他說把品酒行家的眼睛蒙上，猜白葡萄酒和紅葡萄酒就是五五開的成功率。“那是不是說品酒師都是騙子呢？恰恰相反，它說明品嘗滋味這件事，跟我們其他有意義的體驗一樣，都產(chǎn)生于復(fù)雜的參照系統(tǒng)和互相作用，并因此更為豐富�！逼肪撇⒉槐人囆g(shù)鑒賞、文學(xué)評論更假，我們的偏好所反映的，從來不是客觀規(guī)律，而是認(rèn)識到“偏好”的荒唐之后，還能從共同的信仰里獲得某種情感滿足�！拔覀儾⒉灰欢ㄒ�相信有亙古不變的絕對語法，才能確知句子是美的�！�

“在我們秘密的幻覺里，我們并不相信自己是正當(dāng)?shù)�，我們覺得別人一定是弄錯了�！�

這句話出自“輕與重”文叢里的《僭越的感覺》，袁筱一老師在譯者序里號稱自己也深有此感。套用厄普代克表揚歐茨的話，如果有“女文人（woman of letters）”這個詞，還有誰比她更有資格。但所謂Impostor Syndrome（江湖騙子綜合征）文人都很難逃脫，詹姆斯·伍德文章里寫過，有次桑塔格跟他說，她的文章比她本人聰明得多，磨出一篇有時要幾個月；伍德說，是啊，評論家都是在大眾面前接受教育的人；桑塔格突然急了，指著自己一屋子書說，不對不對，這些書我都讀過你知道嗎？

我們都活在面對自己藏書的無地自容感中。如果你和我——以及桑塔格——一樣，最噩夢的場景是某個看得起的人指著我們說了句（而且他還沒說錯）：這人像是沒讀過什么書，那么我抄給你這段珍藏多年的文字——沒有哪些話比它們更切實地描繪了我的生活和工作狀態(tài)。作者是《黑鏡》的編劇，Charlie Brooker：“我是那種永遠(yuǎn)生活在恐懼中的人，怕被別人揭穿自己一點水平也沒有。不管我在寫什么，我都會覺得這他媽寫得真是屎，隨時都會有人過來把我電腦砸掉。每個禮拜寫完專欄，我妻子都會問我，‘怎么樣？’我每次都會說：‘我剛剛寫出了人類歷史上最爛的一坨屎，我真是個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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