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劉震云出上一本小說，已經是五年前了。《我不是潘金蓮》里，他講了農村婦女李雪蓮告狀的故事，后來經過導演馮小剛和演員范冰冰的演繹，李雪蓮還成了個特別出名的女人。

暌違五年，劉震云推出新作《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這一次，主要人物從一個變成了四個，四個素不相識的人，農村姑娘牛小麗，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長楊開拓，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馬忠誠，四人不一個縣，不一個市，也不一個省，更不是一個階層；但他們之間，卻發(fā)生了極為可笑和生死攸關的聯(lián)系。八竿子打不著的事，穿越大半個中國打著了。

但劉震云說了，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這顯見的四個人，主角是誰呢？是全程沒出場的吃瓜群眾。古人講“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現(xiàn)在我們講“吃瓜”，不管戲臺子本身在不在，有吃瓜群眾就證明眼前的大戲接連不斷。

關于文學，劉震云也有自己的邏輯。大家都說文學是對生活的反映，如果是這樣，我們看生活就可以了，為什么還要看文學？一定是因為文學里有比生活中多的東西。《我不是潘金蓮》里的李雪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里牛小麗，生活本身是把她們拋棄了的，是作者把她們從泥濘里重新拉出來，把她們的心事從頭至尾哽哽咽咽地講一遍。于是，文學從被生活忽略的地方生發(fā)出來了，從生活停止的地方開始了。

以下文字整理自劉震云11月1日在《吃瓜時代的兒女們》讀書會上的演講，標題為編者所加，內容有刪減。

劉震云

我其實不是個幽默的人

劉震云：“吃瓜”這個詞是網(wǎng)絡用語，“吃瓜”怎么跟圍觀和看熱鬧這件事聯(lián)系在一起，一開始我也搞得不是特別明白，但是剛才我隨著大家吃了這塊瓜，我才悟出來了，那是因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西瓜在唐朝的時候從埃及經過中東傳過來的，證明從唐朝、宋朝，包括唐朝之前其實吃瓜就存在，可能唐朝之前吃的是黃瓜和香瓜，但是不影響他們吃瓜的心情，不影響他們圍觀和看熱鬧的愛好。在古代，最著名的吃瓜語言是“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戲劇在舞臺上確實現(xiàn)在已經沒落了，但是驚心動魄的大戲搬到了生活中，有吃瓜群眾，有圍觀和看熱鬧，那是證明了生活中的大戲接連不斷。區(qū)別是深陷其中的可能會痛哭失聲，起高樓和宴賓客的時候非常興奮，但是樓塌的時候，一個樓接著另外一個樓，這個家族馬上就沒有了。吃瓜群眾跟他們的心情正相反，起高樓和宴賓客的時候，圍觀和看熱鬧的群眾是會厭煩的，但是樓塌的時候確實樂不可支。

一開始不叫《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這個名字，起了好幾個別的名字，出版社最終選擇了《吃瓜時代的兒女們》，覺得這個標題有一些調皮、有一些幽默、有一些未知數(shù)。他們把這個“兒女們”理解成吃瓜的群眾，但是看了書之后，會發(fā)現(xiàn)吃瓜群眾并沒有出現(xiàn)。沒出現(xiàn)本身會是一種幽默。

說起幽默，其實我在生活中不是一個幽默的人，而是一個非常沉悶的人。像這樣的場合，包括泛泛之交，大家覺得我是一個特別和氣的人、說話有意思的人，其實跟我接觸比較多的人，包括家人都知道其實我是一個脾氣非常暴躁的人。剛才我還跟金大姐、黎社、安總說，我的責任編輯張薇，在我出書的階段，一天起碼要挨兩次我的訓斥，但是這個小姑娘涵養(yǎng)比我好，她的回答總是“我錯了”。有時候我什么都還沒說，她就說“我錯了”，那她到底錯哪了？他們總結說張薇確實讓我給培養(yǎng)起來了。這也是生活中的一種幽默。

具體到文學作品中，幽默一般體現(xiàn)在故事的架構和人物的架構上，也就是小說的節(jié)奏上。當你的節(jié)奏已經很幽默的時候，你的語言千萬不要再油嘴滑舌了，越質樸越好，它們之間會出現(xiàn)一個對比和映照的關系。像《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里面，結構的幽默是處于第一位的，有時候在情節(jié)和細節(jié)里也有結構的幽默。

已經看過書的朋友肯定知道最后一章是正文，里面寫了一個人物叫馬忠誠，他是一個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本來是個科長，當不了副局長，自己也認為這輩子就是一個科長，所以他的工作態(tài)度、人生態(tài)度和生活態(tài)度就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沒想到缺一個副局長的時候，其他可能成為副局長的人打成了一鍋粥，當這鍋粥爛了的時候，鍋外的馬忠誠倒成了副局長。

成為副局長之后接著又是國慶節(jié)，一家人非常高興，說雙喜臨門，出去旅游。到哪旅游？去海邊，在海邊游泳了，滑沙了，坐了翻滾過山車了，接著吃皮皮蝦的時候收到一個微信，說老家的單位讓他回去值班，因為值班的人老娘去世了。所以一家人仍然在海邊旅游，馬忠誠一個人開車往家走，當他到了省城火車站的時候，離開車還有三個小時。路邊有人勸他去洗個腳，馬忠誠說不去，經過三次勸告，最后那人說了一句話：“大過節(jié)的，大哥你怎么就不聽勸呢？”他一想確實，大過節(jié)雙喜臨門，洗個腳應該的，三個小時就洗了個腳。洗腳的過程中，洗腳的女的引誘他出現(xiàn)了那種事，一出這個事門開了，來了四個警察把他和另外兩個洗腳的都帶走了。但是沒有帶到派出所，帶到了車站的聯(lián)防大隊，他說：你們不是警察，你們是聯(lián)防大隊，你們沒有權力拘留我。他們說你不要著急，這是第一站，接著會給你送到派出所的，拘留半個月，通知你的單位，通知你的家屬。馬忠誠想，要通知家屬事還小，如果通知單位，剛升副局長馬上就被撤職就成了笑話。所以他就求他們，能不能換一種處理方式，比如就在這兒罰款把我放了，對方說你以為我們做買賣呢。接著就要送到派出所，他就抱著桌腿寧死也不走。一個聯(lián)防隊員說看他這個慫樣，要是真給他處理了，說不定他跟上吊。他馬上配合著說我一定上吊，接著就把他錢包里的錢全部當罰款交了。

當他又來到車站的時候就想，是洗腳屋害了我，也是我害了洗腳屋的人，我要是不洗腳，那兩個女士也不會被弄到聯(lián)防大隊去，說不定她們也被罰款了，要不然就轉送派出所了。他就又到了洗腳屋，扒著墻角往里看，發(fā)現(xiàn)洗腳屋還在開著，剛被罰款處理過，怎么還敢開呢？他覺得這里面有蹊蹺，又碰到了到廣場叫他洗腳的人，他就追上這個人，說我給你300塊錢，你告訴我一句話，這是不是個圈套。那個人接了錢，告訴他這叫“釣魚執(zhí)法”。馬忠誠想：這事情太荒誕了，事情荒誕不叫荒誕，但是把荒誕當事情做，當工作做就叫荒誕。話又說回來，要感謝荒誕，如果他們真是秉公執(zhí)法，我現(xiàn)在已經在拘留所了，接著就身敗名裂和家敗人亡了，恰恰是他們釣魚執(zhí)法，所以才把我給放出來了。接著他又想，聯(lián)防隊員拿這些罰款干什么用？拿回家過日子，老婆拿著錢到街上去買切面，真要感謝聯(lián)防隊員的老婆和他們家的切面，先給了洗腳屋的活路，又給了我馬忠誠的活路。接著那個地方又有一個人過來，“大哥去洗個腳”，他說這次我打死也不去了，人家又說，“大過節(jié)的怎么就不聽勸呢”，他說我告訴你一句話你就不勸我了——“我在老家也是開洗腳屋的”。這個事情本身和事情本身荒謬的道理是要感謝荒誕，這個是幽默產生的基礎。

《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劉震云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11月

現(xiàn)實是判斷一個事情犯沒犯法，而文學觸及的是人性和靈魂

昨天有一些記者朋友提出，“這個小說里寫到了貪官，寫到了省長，寫到了腐敗，但是從作品里看這些人，和我們從電視上和新聞媒體上看到的貪官是不一樣的，你寫得特別人性甚至特別感人，是不是跟生活中的貪官不是一回事？”

如果犯罪了應該進監(jiān)獄，但是到文學作品中就是一個人物。而且在生活中，貪官也不是都面目猙獰，有時候反倒是謙謙君子，溫良恭儉讓。貪腐的過程絕對不是痛苦的。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已經讓這個人非常愉快，他們之間的關系也不都是過河拆橋和落井下石，有時候還是肝膽相照和生死相托�，F(xiàn)實是判斷一個事物的性質是不是犯法了，而文學觸及的是人性和人的靈魂。

書里面曾經寫到當這個副省長李安邦腹背受敵、走投無路的時候，他特別想找一個人。但是從政30多年，他在生活中除了政敵沒有朋友。他就拿起自己的手機翻通信錄，翻了122個人，他覺得跟這些人聊天行、吃飯行、開玩笑行，但是商量事都不行。這個時候他想起了毛主席一句話：“國有疑難可問誰？”翻到第123個人，一個房地產的開發(fā)商叫趙平凡，他突然覺得這個人可以跟他商量。為什么呢？因為他跟這個趙平凡有過權錢交易，可以把這個話告訴他。另外趙平凡已經從房地產的江湖退出來了，退出了是非之地可以商量是非。還有，趙平凡退出江湖之后，長江發(fā)大水、希望小學他總是捐款，他知道這個人知道用錢洗地，他覺得這個人一定有遠見。兩個人商量的地點就在街頭一個江湖的小飯館，而且老板娘和省長已經很熟了，省長特別愛帶著自己的部下包括朋友到這種小餐館吃飯。老板娘很親熱，“當省長不容易，凌晨兩點才過來吃飯”，李安邦就說“我到兩點就一天，你不天天熬到現(xiàn)在嗎”，老板娘說“聽說江邊沖路，不知道會不會沖到這里，我半個月沒睡著”，李安邦知道，省城準備在江邊打造一個江邊公園，夜里把燈光開開，要勝過美國曼哈頓，說“這個事還沒有定，萬一沖路沖到你們家，我給你找一個更好的地方，不是為了你的飯館，你飯館沒了我到哪兒去吃飯呢”。接著在一個角落就跟趙平凡把他腹部受敵前前后后都講了，趙平凡說你這個事情沒法結果，接著又說我無法解決但有一個人可以幫你出出主意。誰呢？一個易經大師。李安邦說那些神神鬼鬼的話怎么能信呢。

“他真幫許多人出過主意而且管用，比如說去年就幫過我。”

“幫你什么呢？”

“去年我在生意上得罪了一個不該得罪的人，他幫我出了一個主意我就退出江湖了，要不現(xiàn)在我肯定在監(jiān)獄里”。

也是病急亂投醫(yī)，兩個人找到易經大師，他也是色彩學大師，用色彩學把整個世界解釋了一遍，李安邦一句沒聽懂，只是說你幫我出個什么主意，讓我把目前的境況解決了。這個易經大師說，你這只有一個主意，但是比較缺德。旁邊趙平凡說大師放心，絕對不會虧待你。“不是這個意思”，最后大師把這個主意說了，是一個特別荒誕的主意：“你一定要找到一個處女。”

最后陰差陽錯，這個事解決了，李安邦要調到另外一個省當省長，前一天他說我一定要去一趟山區(qū)跟人民告別一下，去看一看那里的希望小學。大家問他為什么，他說做公益這件事在省里還容易，越到下面越難，因為希望小學屬于公益，縣里面市里面都是托缽求人，臨走的時候我也跟他們告別一下。唯有對趙平凡他說了實話，因為那個姑娘是山區(qū)的。趙平凡馬上說首長有情有義，我馬上再捐兩所希望小學。這個人最后跟希望小學的聯(lián)系是幽默的。

還有，昨天記者朋友提出來，說這個小說里面有幾處現(xiàn)實的影子，比如說洗腳屋、“微笑哥”跟“表哥”。其實這些現(xiàn)實中的影子在作品中用不用無所謂，這些細節(jié)只是在作品里起細節(jié)的作用，換一個細節(jié)不傷大雅也不傷大礙，不是結構和主體的關系。但是因為現(xiàn)實中發(fā)生這些事，包括李安邦兒子的車禍案，太幽默了，我就順手牽羊用了。這些“羊”大家都熟悉，會增加小說的真實感。里面有一個縣的公路局長楊開拓，正參加外甥婚禮的時候，縣長打電話罵了他一頓。他說縣長有話就說，怎么罵人呢。縣長說你知道彩虹三橋中間斷裂了，掉下去幾輛車死了20個人嗎。他酒一下子醒了，因為主體責任是他，他就慌不擇路開車到了大橋邊上，大橋正在冒煙，他被嚇傻了。人被嚇傻有兩種表現(xiàn)，一種是笑，還有一種是哭，當嚇到深度懼怕的時候一定不是哭，是笑。

為什么吃瓜時代一定跟互聯(lián)網(wǎng)、微博和微信朋友圈有關系，是因為吃瓜群眾突然經過技術平臺給放大了。如果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的話，沒有微博微信朋友圈的話，他可能笑一下沒有人知道，但是現(xiàn)在被一個手機拍到了，接著就傳到了網(wǎng)上，成了各個網(wǎng)站的頭條。縣公路局長在事故現(xiàn)場，死了20多個同胞你為什么這么開心？互聯(lián)網(wǎng)把一個傻笑變成了開心。接著就開始有人肉搜索，手腕上戴的手表，值20多萬，接著又搜出各種活動的場合，把表放一起值200多萬。一個縣公路局長的工資每個月4000多塊錢，哪怕在娘肚子里再工作30年也湊不到200多萬。所以他成了“微笑哥”、“表哥”，表牽出來貪腐，又牽出來省長李安邦。

但是這個事情僅僅是開始，接著大家又搜索又判定這個橋為什么塌陷？因為有輛拉滿了煙花爆竹的卡車路過這個橋，如果一車的煙花爆竹質量好的話，就順利通過了，因為劣質，所以到橋中間爆炸了，接著燃著主油箱，成了一車的TNT。大家又搜哪個廠商生產的煙花爆竹，大家開始給煙花爆竹廠在網(wǎng)上送錦旗，包括打賞，錦旗送給誰，送給劣質。這是真正幽默和荒誕的背后的道理。

電影《一九四二》劇照

個人的選擇可能比群體的選擇更艱難，尤其面對生死時

還有，昨天有朋友提出來，這個小說里有一些性的描寫，比我以前的作品多出了那么幾行，為什么？如果這個性描寫是作者在寫，我覺得一句話都多，僅僅因為這里面寫到了兩個從事這種行業(yè)的女性，寫一下她們如何開展工作，這是正常的，而且沒有離開這個洗腳屋。我昨天又粗略統(tǒng)計了一下，書里的這些描寫只有兩處，比起所有古今中外的名著都微不足道。

還有更幽默的時候，一個事情你只寫它幽默，只寫它背后荒誕的道理還是第一層，第二層有時候是荒誕背后的追問，這是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中的細節(jié)引用反而是不重要的。我寫《溫故1942》的時候，作品里用的全是真實的歷史資料。1942年因為一場旱災餓死了300萬多人，這個不是我寫作的初衷和目的。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擺在災民面前，當你快餓死的時候，日本軍隊給你發(fā)放軍糧，你到底該吃還是不該吃？個人的選擇有時候比群體的選擇更艱難，特別是面對生死的時候。

曹雪芹寫《紅樓夢》之后，和紳拿給乾隆皇帝看，乾隆說此乃明珠之家事也。是不是明珠家的事不重要，到了《紅樓夢》里面成了一塊石頭跟一株草的故事。賈寶玉是銜石而生，林黛玉是一株草，草要干枯了，這塊石頭路過的時候澆了點水，然后這個草就活了，接著這個草給石頭說了一句話——我們日常生活中，有人對我好我肯定說下輩子做牛做馬報答你——草說的是下輩子我用眼淚來報答你。所以《紅樓夢》跟明珠家的事的極大區(qū)別是，曹雪芹通過一個小女子用淚眼來看這個世界，所以開篇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這就是文學跟生活之間的區(qū)別。

這本書的印數(shù)，開印90萬，好像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上還不是特別多見，30年前我的書也就印3000。印數(shù)重要不重要？重要，因為它說明讀者對你的承認，但是這個承認針對的是以前的你，是根據(jù)你以前的書來買你現(xiàn)在的書，比印數(shù)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現(xiàn)在的這本書給寫好了，如果沒寫好的話，印數(shù)越多越是個騙子。

最后我想說一下，昨天《南方周末》提過一個問題，“你目前處于什么樣的寫作狀態(tài)？”其實我的寫作狀態(tài)是剛剛開始的狀態(tài)，是初學者的狀態(tài)。我說這個話不是虛偽，對于一個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下一部作品跟上一部作品寫得不一樣。上一部寫的是一個告狀的婦女、是一個主人公，這次寫的是四個主人公；上次寫的是緊密聯(lián)系的事，這次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穿越大半個中國又給打著了。

另外，寫《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對我最大的挑戰(zhàn)是語言。好多人說我的語言特別有風格，閉著眼睛聽也能知道是劉震云的作品，而且文字特別簡潔。其實文字簡潔是不用形容詞，文字簡潔并不重要，簡潔的語言如果只是簡潔和簡陋，這個簡潔確實沒有什么用。簡潔的語言里又出現(xiàn)了比復雜還復雜的意蘊，這就證明你的語言到達了一個有心得的階段。

有一句話叫“得失寸心知”，這本書寫了四個人，農村的姑娘、省長、縣公路局局長、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當你寫農村姑娘的時候，她的對話、她的行為方式、她的思維方式，作者的敘述語言要成為村里的語言；到了省長，馬上就變得特別有政治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縣里面的官員又是縣里生活的語言和政治的語言，市里是市里生活的語言和政治的語言，有這樣四種語言的拿捏。初學寫作者最大的好處，是給寫作以極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