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中里原址上現(xiàn)為一片磚混結(jié)構(gòu)居民樓，小區(qū)仍沿襲使用舊名“津中里” 攝影/蔡志文

貴州路津中里

羅隆基舊居

津中里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貴州路上的一條里巷，早已不存。津中里原址上現(xiàn)為一片磚混結(jié)構(gòu)居民樓，小區(qū)仍沿襲使用舊名“津中里”。

羅隆基

(1896-1965)，字努生，又名國瑯，筆名生輝、野度，江西省安福縣人。中國近現(xiàn)代著名政治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他是中國民主同盟創(chuàng)始人之一。

作為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而天津則是他傳奇一生中頗為重要的一個城市。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后，羅隆基應聘天津《益世報》做主筆，同時在南開大學擔任教授，其間他一直居住在舊英租界津中里。關(guān)于“津中里”的舊居，研究者及羅隆基本人都曾經(jīng)在回憶文章中提起，但從未細致描述，只知道在貴州路的津中里，曾經(jīng)有一個羅隆基“在天津的家”。

清華園里“羅瘋子”

在羅隆基的家鄉(xiāng)，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羅隆基出生這天，羅母床上的蚊帳后面出現(xiàn)了一條大蛇，吐著信子，盤在床后，既不傷人也趕不走。村里老年人觀后說：“蛇者，龍也。此時龍仔出現(xiàn)，乃吉祥之兆也，此生來日必有將相之份。”按照江西安福方言，“龍仔”的讀音為“龍嘰”。羅家人于是就給孩子取了“龍嘰”這個乳名。

1913年，羅隆基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北京清華學校。在清華期間，他學習成績出類拔萃，思想更是相當活躍。他擅長演講，喜歡發(fā)表政見，文筆犀利，很早就顯示出他在撰寫時評方面的特長。那時候，馬列主義書籍被斥為“異端邪說”，在中國的高等學府里是禁止學生看的。羅隆基不但要看，還常以“生輝”“野度”等筆名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章。他甚至不經(jīng)學校同意，就把李大釗那篇《庶民的勝利》全文抄寫張貼在學校走廊，為此而受到學校的警告。羅隆基的特立獨行，讓老師拿他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同學們則給他取了一個“羅瘋子”的外號，倒也“形神兼?zhèn)?rdquo;。

“五四”運動期間，羅隆基到處演講作報告，鼓動同學們上街游行，積極支援其他學校的斗爭，堅決主張打倒賣國賊，收回山東主權(quán)。羅隆基不僅成了清華學校的運動闖將，還被選為“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lián)合會”的執(zhí)行委員兼宣傳干事長。

1921年羅隆基考上公費留學美國，先后在威斯康辛、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后來他又赴英留學，成為英國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的得意門生，并在英國獲政治學博士學位。

高薪應聘《益世報》

1928年羅隆基留學歸國后，在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任教。當時的羅隆基在執(zhí)教之余，常在《新月》雜志上發(fā)表文章。他主張中國實行民主政治，批評當時蔣介石領導國民黨的“一黨訓政”的政策，特別反對個人獨裁。“九·一八事變”后，他在上海各大學公開演講，主張武力抗日；新月書店也把他的演講編印成小冊子，宣傳抗日。羅隆基的這些言論引起了《益世報》總編輯劉豁軒的注意。在劉豁軒的大力推薦下，天津《益世報》決定聘羅隆基擔任社論主筆。

羅隆基晚年曾回憶，“我和劉豁軒素昧平生。經(jīng)過天津南開大學教務長黃子堅從中通訊聯(lián)系，我接受了聘約。劉豁軒代表天津《益世報》在聘約里主動提出以下兩個條件：(一)在不危及報紙的生命和不反對天主教教義的前提下(《益世報》是比利時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創(chuàng)辦的)，社論主撰有完全的言論自由；(二)每月薪金五百元。”月薪五百元，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令人瞠目的“高薪”，打破了當時一般報館的薪酬紀錄。當時天津《益世報》經(jīng)營狀況也不是特別好，如此高薪，一方面顯示了報社的誠意，另一方面也說明羅隆基的價值。

1932年1月12日羅隆基在天津《益世報》上發(fā)表了第一篇社論，題目是《一國三公的僵政局》。他抨擊國民黨內(nèi)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wèi)三個人派系之爭，諷刺國民黨所吹噓的“黨外無黨”、“黨內(nèi)無派”，指出當時實際上是“黨外有黨”、“黨內(nèi)有派”的偽政局。1932年1月26日，在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之前兩天，羅隆基發(fā)表了題為《可以戰(zhàn)矣》的社論。從此以后，天津《益世報》的社論對蔣的獨裁和對日不抵抗政策，發(fā)表了一系列的批評言論。一時間《益世報》銷路大增。

但是羅隆基的社論卻遭到了當局的打壓，《益世報》總編輯多次受到“警告”，要求報社與羅隆基解聘。在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的抗爭之后，終于在天津淪陷后，面臨嚴重威脅，報社經(jīng)理生寶堂被日軍綁架殺害，羅隆基逃離天津，南下參加抗戰(zhàn)工作，天津《益世報》�？�。

兩次逃過“鬼門關(guān)”

國民黨反動政府不斷向報社施加壓力，“他們亦直接或間接地向我提出過威迫利誘的交涉。報館負責人和我本人都沒有接受這些警告和干涉。”

1933年7月，4個國民黨特務到天津暗殺羅隆基。按照“規(guī)矩”，特務們到天津先要拜見天津名流潘子欣。潘子欣有“天津杜月笙”之稱，特務說明來意后，潘答道：“我不認識羅隆基，先讓我考慮一下，再行答復。”

潘子欣其實與羅隆基早就相識，特務走后，他立即來到羅隆基在天津英租界貴州路津中里的住處通知羅，讓他立即離開天津。一星期后，潘子欣又到羅隆基家中說：“事情已經(jīng)解決了。我已告訴特務說羅是我的好朋友，我已勸羅今后寫社論應采取較和緩的態(tài)度，我亦將電蔣公請對羅多加原諒。我要他們回京去復命。他們已答應了。此事可告一段落。”羅隆基也以為事情就到此結(jié)束，沒想到三天后，當他正要離家去南開大學上課時，突然接到電話問：“羅教授今天來上課嗎？”羅答道：“是的，我來的。”隨后，羅隆基越想越覺得電話蹊蹺，于是打給南開學校電話總機，是否有學生向他打過電話�？倷C回答“絕無其事”，羅隆基立刻警覺起來。他當即決定不乘坐自備汽車，改乘報館的中型汽車去學校上課，并且在途中避開常走的道路，繞行到南開，不料就在他快要到達南開大學校門時，竟遭到四個特務槍擊十余槍。幸好他立即平躺在座位前面的空隙中，才躲過一劫。

羅隆基晚年回憶：“當日晚間，津市馬路傳聞則謂羅隆基已身中十余槍而斃命矣。實則我當日下午改乘有篷人力車安全返家休息了。第二天清晨，京滬友人致我的家屬的節(jié)哀應變的悼電已紛紛而至。我閱讀這些悼電，真是啼笑皆非。”

第二次遇險是在天津淪陷后。1937年8月的一天，《益世報》經(jīng)理生寶堂電話約羅隆基去報館商議重要事情。羅隆基乘自備汽車到萬國橋(解放橋)頭，忽然被一個同學攔住。他告訴羅隆基萬國橋上正有日兵駐守，檢查行人，這個時候過橋怕是有危險。羅隆基于是立即邀請這位同學到附近的新華銀行午餐聊天，等待日兵撤崗后再去。“我到了新華銀行后，即用電話通知生寶堂，不意他因候我許久不來，已乘報館汽車到英租界去了。我用電話四處探詢他的行蹤，回話都說‘生經(jīng)理未來。’”

誰知道，這一天的約定竟成永訣。當天下午六時左右，報館的司機回來了，滿面流血，衣服破爛。司機說，生寶堂在萬國橋上被日兵綁架去了，關(guān)在一個水牢里。并說，日兵詳細探問羅隆基的相貌衣飾和自用汽車牌號。這一天，羅隆基躲在意租界的一位友人家中，直到深夜，喬裝打扮才回到了英租界家中。第二天清晨，他搭汽輪離開天津，經(jīng)青島轉(zhuǎn)到南京。直到八年后，抗戰(zhàn)勝利，羅隆基重返天津，才知道生寶堂經(jīng)理就在那天遇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