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中國當代著名畫家吳冠中先生在京病逝。為了紀念這位德高望重的老藝術家，北京多家書店設立“吳冠中圖書專架”，供讀者更全面了解吳冠中先生的藝術才能與人格魅力，并以此表達緬懷之情。本報記者 楊姣攝

說真話的人在這世界上又少了一個。

沒有告別儀式，沒有追悼會，吳冠中穿著家常的紅色夾克衫、頭枕自傳《我負丹青》永遠地和這個世界告別。他曾說，一個人的年表是生命支付的賬單，備查支付的誤差。現(xiàn)在，這份跨越91年的賬單寫上了簡潔的最后一筆，定格在2010年6月25日。

采訪過他的記者說他聲音不大，眼神堅定，有問必答，愛舉例子。遺像中的吳冠中，正舉著右手食指，好像他說話時經常比劃的那樣。

“生命之史都只有真實的一份，偽造或曲解都將被時間揭穿。”吳冠中在自傳中這樣寫道。

大師、戰(zhàn)士、巨擘、藝術界的魯迅，媒體毫不吝嗇地送上各種評價，專業(yè)人士則開始分析他的畫作能否看漲。就在他去世前的這個春天，他1974年創(chuàng)作的油畫長卷《長江萬里圖》以5712萬元人民幣成交，他曾是中國健在畫家中身價最高的那一個。但在他看來，拍賣價格就像“心電圖”，不準確，“我的作品到底是好是壞，要讓歷史來考驗，拍賣的價格高低，跟我本人毫無關系。”

在網上，人們開始重新發(fā)現(xiàn)或溫習他那些犀利的言語：“教學評估檢查是個勞民傷財的活動。”“美協(xié)和畫院就是一個衙門，養(yǎng)了許多官僚。”“觀念之爭全是站在自己飯碗上。”“中國當代美術水準落后于非洲。”

“我說的是真話。我這個年紀了，趁我還能說，我要多說真話。”接受媒體采訪時，他曾這樣說。

他一直如此。在崇尚藝術為政治服務的年代，他卻堅持形式美的觀點，因此被視為異類。“吳冠中是藝術界的闖將和斗士。他堅持藝術本身就是藝術，不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他勇敢地提出形式美的問題，當時內容決定一切，引起很多爭議，他在輿論一邊倒時敢于標新立異，而在今天看來，這種標新立異是正確的。”中國美術學院原院長、中國美協(xié)原副主席肖峰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吳冠中主張中西結合，不同意只是固定在自己的圈子里，“地球本身就不是很大，還要分得那么細。”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責任教授袁運甫與吳冠中相識近半個世紀。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道，文化部原部長孫家正上任時，召開了一次美學界代表會議，吳冠中第一個發(fā)言，他上來就說：“我看我們現(xiàn)在花錢太厲害了，而且數目太巨大了。一個美協(xié)，一個文聯(lián)，都要開支很多錢，國家的負擔是很重的，都在行政開支上。一個全國美展，各個省集中、地區(qū)集中、再全國集中，公路鐵路運、人員押運、各種評選會，開支不得了。”

那次會上，吳冠中就主張把資金的投向從行政開支轉向創(chuàng)作的實際需要上。“（開會）很少談到這么具體的問題。他還說：‘又要文聯(lián)主席副主席一大堆，又要美協(xié)主席副主席一大堆，十幾個，需要這么多領導干部嗎？把官場分得這么層次分明，養(yǎng)成了互相推辭。’他講得很嚴厲，會上靳尚誼（原美協(xié)主席）這些人都在，他就不管。”

“他平時的話不多，但都很尖銳的，不顧自己的安危。”有一次，肖峰碰到他，開玩笑說：“你的意見很尖銳，但可能還要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fā)。”吳冠中回答：“是啊，各有各的做法，你是院長，不好亂說話。”

曾有人評價吳冠中“里里外外可以照X光，可以是透明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高興就是高興”。就連他的昔日文稿結集出版，也一字不改，“即使今天看來有不妥或幼稚處，我必須承擔自己的錯誤，保持個人歷史的真實。”就像他“一輩子也沒用過護膚油之類的化妝品一樣”。

袁運甫記得，他曾陪吳冠中回宜興鄉(xiāng)下老家，他家三間磚木結構的平房，中間的客廳分了3部分，中間是桌子，右邊是客人的座椅，左邊養(yǎng)著豬和可以隨便進出的雞，四處都是雞的鳴叫和豬濃重的呼吸聲。吳冠中并沒覺得這在“北京來的朋友”前丟了面子，反而高興得像個孩子一樣喊著“雞窩里飛出金鳳凰。”

“他不需要掩蓋，這本身就是一種藝術性。生活的隨便、自由并不顯得簡陋、沒有情調，反過來，他很自豪，很得意。在這樣的生活條件面前，他變成了一個強者，而不是失敗者。”袁運甫說。

他對于生活從來也沒有高要求。中央電視臺紀念吳冠中的電視節(jié)目中，在昔日的影像里，他穿著一雙普通的旅游鞋到江南寫生。與這個細節(jié)同樣被人津津樂道的，是他花3元錢在路邊攤理發(fā)、久居方莊的“蝸居”里。

他的房子放不下丈二匹的大畫，只能一面卷一面畫，永遠看不到全景。曾有房地產商聽說吳冠中對中國四合院很感興趣，而他畫大畫還要借地方時，愿意在最高層給他蓋個四合院。他卻說：“比我條件差的還有，我不能搶在別人前面。”

“他很容易就滿足，他總說我已經夠了，這樣的生活已經蠻好了。他經常給自己很多限制。”袁運甫說。

“文革”時，下放到農村的吳冠中失去了作畫的自由，“想起留在巴黎的同行，聽說都是舉世聞名的畫家了，他們也正在自己的藝術田園里勤奮耕作吧，不知種出了怎樣的碩果，會令我羨慕、妒忌、痛哭吧！”

他也曾向妻子流露：“留在巴黎的同學借法國的土壤開花，我不信種在自己的土地里長不成樹，我的藝術是真情的結晶，真情將跨越地區(qū)和時代，永遠扣人心弦，我深信自己的作品將會在世界各地喚起共鳴，有生之年我要唱出心底的最強音，我不服氣！”

那時，他在巴黎的同學早就有了自己的畫室，而他住在大雜院里，“我的條件不能比的，當然我會有感觸，我只能把他們喝咖啡的時間也拿來工作”。

他選擇了藝術，選擇了從巴黎回到中國，選擇了風景畫，選擇了“油畫中國化”。就像吳冠中在接受采訪時說的那樣，“我如果愛惜我現(xiàn)在的身段，我就不后悔我的道路。”

在袁運甫印象中，除了畫畫和寫作，吳冠中幾乎沒有別的嗜好。1979年吳冠中為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創(chuàng)作繡稿，湖南省委同他商量稿酬，他不要，問他有什么事要協(xié)助，他“略一思索”，答：“能否借一輛車，在貴省境內跑半月，我要畫風景。”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病床上的吳冠中依然在思考。他常常給袁運甫打個電話，說自己忽然想到了什么，這些問題大多和藝術相關。袁運甫說，“我勸他，你不要想得太多，各種矛盾各種因素都容易存在不同的看法，你已經住在醫(yī)院里了不必要想太多，已經和你沒什么直接關系了。”電話中吳冠中的聲音讓袁運甫很傷感，“不像他過去那樣充滿了生機”。

“我知道他的性格，他不會認輸，他一定是一個強者。”袁運甫說。

這一次，他輸給了病魔，卻依然贏了這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