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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眾打架甚至動刀子，常常是為了有人不還書

“‘文革’年代看書真是太難了”。上世紀80年代創(chuàng)造了“雪米莉”的四川作家田雁寧，90年代曾被評為四川頭號“天府藏書家”。“文革”時期他為了找書吃了不少苦，一直耿耿于懷想寫一本《求書記》作為紀念。“那時候書店里只有幾類書：一是政治書，《毛澤東選集》、馬恩列斯著作、黨中央文件匯編；二是農(nóng)業(yè)書，三是醫(yī)藥書。文學書幾乎是絕跡的，大概也只有魯迅小說、《金光大道》和《艷陽天》。除此之外，什么書都沒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總結(jié)了當時讀書的“三大禁區(qū)”，也是三大主義：讀西方的書是資本主義，讀古書是封建主義，讀蘇聯(lián)的書是修正主義。簡稱“封資修”，這個帽子一扣，加上當時的知識分子全被打倒斗臭，基本上沒有什么書還能幸免。“當時私自藏書是犯法的，會被拉去坐牢，整個思想環(huán)境非常壓抑。”

1972年，在大巴山插隊落戶的田雁寧最焦慮的事情就是沒書可讀。每次有機會回家，他都要到家對面的新華書店打聽有什么書來。大多數(shù)情況他都是郁悶而歸，但有一次書店經(jīng)理告訴他一個消息“最近來了一本小說，姚雪垠的《李自成》”。

“但是我們那個小縣一共只分到三本，一本分給縣委宣傳部，一本分給縣上的圖書館，還有一本被分到一個鄉(xiāng)的供銷社了。我一聽到這消息，馬上騎自行車趕了30里地去那個鄉(xiāng)找書。趕到那里的時候是中午，供銷社的人還在睡午覺。我就在外面等。”

好不容易供銷社的人開門了，田雁寧鉆進去一看，“里面農(nóng)藥、種子放了一大堆，仔細一看，那書赫然就在，跟農(nóng)藥、種子放在一起。我不敢多看，心跳得厲害，趕緊用2塊多錢買下來，然后把書藏在懷里一溜煙騎車就跑。明明花錢買來的就像偷的一樣，生怕別人中途變卦，把書要回去。”

同濟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朱大可曾經(jīng)在《記憶的紅皮書》里回憶了“文革”年代對書的狂熱，“我們這幫人有時也聚眾打架，不為了別的，就為了一個人不還另一個人書。最激烈的一次，我們甚至動了刀子。”更驚人的是，1972年，他們周圍的一個女孩遺失了別人借她的書，她唯一贖罪的方法就是從樓上跳下去自殺了。

“圖書匱乏的結(jié)果必然是民眾的資訊缺失和愚昧無知。其背后的根源就是專制主義，因為民眾只能接受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教化，而無法從多樣性的資訊中獲得質(zhì)疑和反思的能力。”

讀“禁書”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田雁寧曾經(jīng)有個從部隊轉(zhuǎn)業(yè)的遠房親戚，箱子里藏著一本普希金的《尤金·奧尼爾》。“他的內(nèi)弟跟我關(guān)系好，想盡辦法終于有一次把書偷出來給我看。他知道以后非常緊張，大發(fā)雷霆，認為‘封資修’的流毒從他這里出來，他將承擔嚴重的政治責任。但我死也不承認，一直到看完了才還給他。”

張鳴那時只是一個身處黑龍江農(nóng)場的中學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學書。“這些書用不怎么顯眼的灰不拉嘰的紙包上，沒有書名和作者，有些甚至還要標記上毛選或者魯迅，加以掩飾。害得我到了”文革“結(jié)束后，世界名著開禁，才知道原來我托人到大城市買來的好些書，其實我已經(jīng)讀過了。”

1979年陳子善在《讀書》雜志看到了《讀書無禁區(qū)》一文，“當時我認為這是個好的兆頭，但并不過分樂觀，我覺得對所謂的‘封資修毒草’的開放，會是一個曲折的、漸進的過程”，陳子善回憶說，讀到《讀書無禁區(qū)》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學講師，級別遠遠不夠，更沒有來頭大的、過硬的“單位介紹信”，常常只能望書興嘆。“事實證明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舊書業(yè)的種種禁忌才逐漸被打破了。我所收藏和使用的大部分文學書，都是這時才陸續(xù)覓得的。”

陳子善說：“讀書無禁區(qū)雖然只有五個字，但它的內(nèi)涵非常豐富。我想就算作者本身也沒有估計到這句話的深遠意義，到今天為止，有關(guān)于讀書的話題都可以在這五個字上面找到源頭。一個正常的人，有一定思維能力的人，他讀書就不能受到限制。這其實是個常識問題。但當時要把它糾正過來，是需要勇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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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去借莎士比亞，也能把圖書管理員嚇呆

1979年的《讀書》創(chuàng)刊號上，除了《讀書無禁區(qū)》，緊接著第二篇就是《解放‘內(nèi)部書’》。對于普通人來說，“內(nèi)部書”一直就是“禁書”的代名詞。

1973年，田雁寧接觸到了第一本內(nèi)部“黃皮書”。他用一本《今古奇觀》跟一位重慶知青換來前蘇聯(lián)小說《第四十一個》。至今他對其中的震撼情節(jié)仍記得很清楚：一個紅軍女戰(zhàn)士愛上了“白匪”俘虜。

從五六十年代開始，以周揚為主導，以“作為反面教材，供內(nèi)部批判使用”的目的組織出版了各種西方名著，后來人們根據(jù)封面顏色叫它們“黃皮書”和 “灰皮書”。黃皮書是西方文學作品，灰皮書則主要是西方政治思想類的著作。這些書在封底、版權(quán)頁或扉頁上，標有“內(nèi)部讀物”，“供內(nèi)部參考”等字樣。“內(nèi)部書”多按級別、等級分配，有的“限省軍級”，有的“限地師級”，一般人很少能讀到。

張鳴說：“當時獲取信息的渠道是不平等的，只開了一條縫給你。但那條縫是給高級干部的，級別越高獲取信息就越多。老百姓基本得不到信息，因為有一種阿姨的心態(tài)，覺得老百姓是小孩，要保育，怕被污染。‘文革’后一些人沾了這條縫的光成了早慧者，這些人多為以前的干部子弟。”陳子善說：“他們搞內(nèi)部書的說法是，能讀到這些書的人是不受毒害的，主要是高干。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邏輯。”

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看來，“文革”在相當程度上打破了這種特權(quán)，使得很多知青能夠通過各種途徑看到這些內(nèi)部書。“60年代前期對于讀書管制很嚴，‘文革’實際上把整個控制監(jiān)管系統(tǒng)打碎了，所以有反諷意味的是‘文革’下鄉(xiāng)成了我們看書的一個高潮時期。”

徐友漁認為對書的控制起于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在此號召下，全國中小學校隨即掀起一場“爭奪無產(chǎn)階級接班人”的運動，從學校黨支部到班主任、班干部、團支部，形成一個嚴密的監(jiān)管系統(tǒng)，不讓學生看“毒草”，以防受到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污染。

徐友漁在成都上的中學，“那個時候我是全校有名的思想有問題的學生，因為堅持看資產(chǎn)階級的書”。1963年，徐友漁到學校圖書館借莎士比亞作品，圖書管理員被嚇得“目瞪口呆”，嚴詞拒絕了他的要求。還有一次，團支部派人偷翻他的課桌，翻到《紅樓夢》，當做一樁嚴重的事向班主任作了匯報。

“到了‘文革’，原來的監(jiān)控秩序都被打破了，同時大量的書流出來”。徐友漁記得“文革”開始以后，學校圖書館被打開大門，書都被翻出來一車車拉到火化場、造紙廠。但“漏網(wǎng)之魚”非常多，一些幸免的書被學生撿到藏起來，或輾轉(zhuǎn)到廢品收購站，最后出現(xiàn)在圖書黑市。另一個重要的“禁書”來源則是“抄家 ”，“大量內(nèi)部書就是從老干部家抄家出來，流傳到社會上的”。

徐友漁至今藏有兩套當時的“灰皮書”：《資產(chǎn)階級哲學資料選》和《資產(chǎn)階級社會學資料選》，分別為20多本和10多本。“文革”期間成都春熙路有個著名的圖書黑市，就在孫中山銅像下面不大的一塊地方，專門賣違禁的書和物品。那些書都是從圖書館和老干部家流散出來的，幾毛錢就能買到一本。“

依靠閱讀禁書、“內(nèi)部書”，一些人早在“文革”年代就獲得了思想啟蒙。不過徐友漁認為“灰皮書”和“黃皮書”很不全面，“主導者對整個西方文明不了解，眼光比較差。出書目的是為了反帝反修，而不是從哪些是重要的人類文明成果的角度出版。因此光看周揚他們安排出的書，就算全部讀完，對20世紀也根本不了解。好幾個當初名氣遠比我們大，因為較早讀到內(nèi)部書而起來的一些思想者，后來的思想都非常偏頗。”

但對于絕大多數(shù)人而言，能看到“內(nèi)部書”也是造化。張鳴就曾遍尋“灰皮書”而不可得，“當時看到《讀書無禁區(qū)》，第一感覺就是振奮，非常振奮。不但是我們讀書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會覺得這是需要，獲取信息是自由的平等的。‘讀書無禁區(qū)’是隱藏在大家心里的一個聲音。可以說很多人都是沖著標題去的，因為我們需要有人喊出來。”

■大事記

●1970年前后，被打成“陳范集團”的陳翰伯、陳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寧干校談起辦刊物，“密謀”條件成熟時辦一讀書刊物。

●1978年底，在“二陳一范”主導下，三聯(lián)書店決定成立《讀書》雜志編輯部，陳原任主編，倪子明、馮亦代、史枚任副主編。最初只有兩個人辦事：史枚和董秀玉。

●1979年4月，《讀書》雜志創(chuàng)刊號首文發(fā)表《讀書無禁區(qū)》。文章在知識界引發(fā)了激烈爭論。

●1979年，陳原決定在《讀書》進行公開討論，《讀書》第二、六、七等幾期連續(xù)發(fā)表爭論文章《讀書不能無禁區(qū)》、《讀書應該無禁區(qū)》等。支持和反對“讀書無禁區(qū)”的文章各執(zhí)一詞。

●1979年，陳原、范用等先后被上級部門批評談話。范用解釋，文章并未主張放任自流，文中說明對毒害青少年的書也應嚴加取締。

●1979年，因為《讀書無禁區(qū)》等文的影響，《讀書》雜志迅速走紅。第一期即兩次印刷，銷售近十萬冊。

●1981年，《讀書》兩周年時，陳翰伯親自執(zhí)筆“告讀者書”，重申辦刊宗旨，并坦蕩地堅持“讀書無禁區(qū)”的主張。

●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運動，受《讀書無禁區(qū)》一文的影響，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讀書》雜志到上級部門做檢查。

●1984年，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在某會議上的講話表示支持《讀書》，他表示，盡管大家對《讀書》的意見很大，但他支持《讀書》辦下去，并且認為“《讀書》談書少，思想評論多，那就（另）辦一個專門談書的雜志”。隨后很快就辦了一個專門談書的新雜志《博覽群書》。

口述·田雁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