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評價中西文化時，力圖提高國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增強民族自信心，同時他又以開放的文化心態(tài)主張“化合”中西文化，認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類一體”，反對惟我獨尊的文化獨斷主義

但遺憾的是，偏偏在這樣的問題上，

不光國外作者很難做到同情理解，就連以往的國內(nèi)作者，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局限，和傳統(tǒng)教育的缺失，也都很難做到平心而論——他們出于各自的課題意識和討論范圍，要么把梁啟超看做生就的政治活動家，要么就把他視為生就的學術研究家。而從這種僵化的和非此即彼的預期出發(fā)，他們也就很難看出梁啟超的后期選擇，對其整個生平而言，產(chǎn)生過怎樣的意義再詮釋。

因此，類似下面這樣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這還是梁啟超在清華的學生呢。徐鑄成在《王國維與梁啟超》中寫道——

梁任公先生那時在政治上已步步走下坡路，精神上也漸入頹唐。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史中最光輝燦爛的兩頁，一是戊戌的百日維新，一是護國之役，他當時寫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若干年后，我讀了還覺得鏗鏘有力。以后，雖然在段祺瑞當國時代曾一度做財政總長，儼然走入政局的核心，而實際上，段祺瑞只是一時利用進步黨的所謂“人才內(nèi)閣”作為他的墊腳石，而任公成了他的“貓腳爪”，火中取栗后，就被拋棄了。“五四”以后，他的政治生命實際已結束，只剩下《時事新報》、《晨報》作為研究系的機關刊物，發(fā)表一些改良主義的政論文章而已。在那一時期，他在白話文學和歷史研究上，發(fā)表了不少著作，在文化界大露聲光。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開始第一次國共合作，國內(nèi)的革命空氣日益高漲，梁啟超這3個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為保守的代名詞了。他之退居清華講學，實際上是想“與世兩忘”。

桑兵最近在清華的講演，也是持這種態(tài)度，說他來清華只是因為政治失意，而想要到學校里為研究系培養(yǎng)后續(xù)力量。

而由此一來，他們也就或者以政治家的成敗來論英雄，把梁啟超來到清華國學院的舉動，看做完全是逃遁和敗走，看做是失意政客在打發(fā)無聊日子；或者反過來，僅僅以學問家的成果來論得失，乃至把梁啟超的早期活動，包括辦報時代寫作的文章，包括政治活動的宣傳文字，都看成粗疏的、學步的和不夠成功的學術論文。

毫無疑問，這種太過狹隘和機械的眼界，都是受到了現(xiàn)代分工的割裂。由于傳統(tǒng)文化語境的隱退，如今人們很少還能意識到，事實上，一位真正的儒者和通人所享有的生命周期，其本身倒是一個斷裂性和連續(xù)性的統(tǒng)一體，而完全不同于他們所熟知的這種已被社會分工過分狹隘化了的現(xiàn)代學術人。

當然，梁啟超的回歸學術，也不乏外部世界的激發(fā)成因，比如大戰(zhàn)之后彷徨頹唐的國際環(huán)境，和軍閥割據(jù)社會退化的國內(nèi)環(huán)境，然而所有這一切，更是基于梁啟超本人的儒生性情，正是沿著這種性情，他才本能地或不自覺地在模仿著孔子的人格風范和人生歷程。反過來說，這種對于孔子生平的模仿，對于孔子事業(yè)的追隨，也可以被看做一個突出的表征，來表現(xiàn)他對于文化本根的再體認。

而這一點，恰恰是理解梁后來很多重要選擇的關鍵，否則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比如，恰恰是在這種體認中，他跟康有為的師生關系，有了實質(zhì)性的修復。然而我們都知道，梁啟超是出名的性情中人，他當年正是因為自己的真性情，向一個功名尚不及他的南海先生執(zhí)弟子禮，他后來又是因為自己的真性情，公開地跟南海先生分道揚鑣。由此，梁啟超后來的種種主動修好舉動，以及他跟老師之間的如冰釋然，絕不能被解釋為來自一種外交手腕，或者一種周到的禮數(shù)，那種虛偽的行為根本不符合梁啟超的個性。

再如，正是憑著這種剛剛達到的思想高度，他才會說“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才會以“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的表述，來規(guī)定今后的文化方向。

研究者李大華說：“在本世紀初，梁啟超是第一位試圖將時代觀念和民族觀念交叉透視文化現(xiàn)象的人……他在評價中西文化時，力圖提高國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增強民族自信心，同時他又以開放的文化心態(tài)主張‘化合’中西文化，認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類一體’，反對惟我獨尊的文化獨斷主義。”

“任公認為，文化的進步得益于交流，異質(zhì)文化相互接觸，乃能促其進步。他說：‘大抵一社會之進化，必與他社會相接觸，吸收其文明而與已之固有文明相調(diào)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他還說：‘思想宜勿求統(tǒng)一，經(jīng)一番混雜，自有一番光明’。但任公與那些一意迷執(zhí)西化的人不同。他認為，吸收外來文化，必須以固有文化的根基健全為條件。如果撇開本土文化之根，則外來文化失去移植的依托；如果本土文化根基不健全，則移植外來文化將成為逾淮之橘。對外來文化吸收的結果如何，‘視其根器所憑借之深淺厚薄以為斷’。這就是任公屢屢強調(diào)發(fā)揚中國固有文化之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原因。他相信，中國人雖不如人處甚多，然而‘吾之所蘊積，亦實有優(yōu)異之點，為他族所莫能逮者’，中國‘實有堅強善美之國性，顛撲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發(fā)揚淬厲’。”

只有本著這種來自國際的本土關照，才能充分理解梁啟超后期的一個主要轉(zhuǎn)向，也就是說，才能理解作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梁任公，看看他充滿激情地來到清華園里，所為何業(yè)，所樂何事。